《活出意義來，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》- Viktor E. Frank

在精神病學裡，有一種病叫做緩刑錯覺。死刑犯在處決以前，幻想自己會在最後一分鐘獲得緩刑。 

營中俘虜都有一種退化現象，精神生活變得更原始、更接近本能的現象。他的願望及慾念，都在夢中顯現出來。 

生活在集中營中，身心方面雖然不得不退化成原始狀態，精神生活還是有可能往深處發展。生性敏感的人過慣了豐富的知性生活，在營中或會吃足苦頭(這類人多體格多半柔弱)。但他們內在的自我所受到的傷害卻少得多。他們能夠無視於周遭的恐怖，潛入豐富且無罣無礙的內在生活當中。惟有從這個角度，我們才可以解釋這個叫人困惑的現象 : 看起來弱不禁風的俘虜，反而比健碩粗壯的漢子還耐得住集中營的煎熬。 

愛，是人類一切渴望的終極。人類的救贖，是經由愛而成於愛。一個孓然一身，別無餘物的人只要沉醉在想念心上人的思維裡，仍可享受到無上的喜悅 – 即使只是倏忽的一瞬間。 

人在陷身絕境、無計可施時，唯一能做的，也許就只是以正當的方式(即光榮的方式)忍受痛苦了。當其實，他可以藉著寧是愛侶留在他心版上的影像，來度過悽苦的難關。 

妻的影像，仍縈繞在我的心頭。一個念頭略過我腦際 : 我連她是生是死都不知道。我只曉得一件事 : 愛，遠超乎我所愛的人的肉身之外。愛最深刻的涵義，就蘊藏在她的精神層次、她的內在我當中。不論她是否近在眼前，不論她是否尚在人間，其實都已經無關緊要。我不知道妻是否尚在人間，也無從查詢，可是這在當時並不重要。我已經不需要知道了。任何事物，都動搖不了我的愛情、我的思念，以及我所愛的人的影像。 

這樣子強化內心生活，就可以在空洞、貧血、孤絕的俘虜生涯中，以遁入過往的方式，找到了一個避難的港口。任想像力馳騁於過往，咀嚼一些無關宏旨、微不足道的前塵往事。你會以懷舊的心情，把這些前塵往事一一加以美化，使其顯得遙不可及，也使得你滿心可望再度身臨期中。 

試著培養幽默感，試著以幽默的眼光觀察事物 – 這是精研生活藝術時必學的一招。 人世間儘管處處有痛苦，卻仍有可能讓生活的藝術付諸實現，在集中營裡亦然。也因此，一件極其瑣碎的小事，也可以引發莫大的喜悅。

冷漠的態度是可以克服的，躁怒的情緒也可以控制。人有能力保留他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獨立，即使是身心皆處於恐怖如斯的壓力下，亦無不同。 

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，都可以被剝奪，惟獨人性最後的自由 - 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選擇一己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 – 不能被剝奪。 

有待抉擇的事情，隨時隨地都會有的。每個日子，無時無刻不提供你抉擇的機會。而你的抉擇，恰恰決定了你究竟會不會屈從於強權，任其剝奪你的真我及內在的自由，也恰恰決定了你是否將因自願放棄自由與尊嚴，而淪為境遇的玩物即槁木死灰般的典型俘虜。 

我們卻可以發現一個俘虜之所以變成怎樣的人，實在是他內心抉擇的結果，而非純係環境因素使然。因此，任何人就是處在這種情境下，根本上都可以憑他個人的意志和精神，來決定他要成為什麼樣子。即使是置身於集中營，他仍可以保有他的人性尊嚴。 

杜斯妥也夫斯基曾經說過 : 我只害怕一件事情 : 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。這句話在我結識營中那些烈士以後，時常縈繞在我心頭。他們的痛苦和死亡，在在都證明了一個事實 : 人最後的內在自由，絕不可以失喪。可以說，他們配得上他們所受的苦；他們承受痛苦的方式，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內在成就。正是這種不可剝奪的精神自由，使得生命充滿意義且有其目的。 

如果人生真有意義，痛苦自應有其意義。痛苦正如同命運和死亡一樣，是生命中無可抹殺的一部分。沒有痛苦和死亡，人的生命就無法完整。 

險惡的環境，提供他獲致精神價值的機會；這機會，他可以掌握，也可以放棄；但他的取捨，卻能夠決定他究竟配得上或配不上他所受的苦。 

集中營的眾多俘虜當中，也只有少數幾個人，能夠守住完全的內在自由，且獲得痛苦所惠予的那些價值。然而。即使只有一個實例，就足以證明人的內在力量，可以使人超越於外在的命運。 

曾在營中待過的人，每談及當時的經驗，都一致宣稱最令人頹喪的困擾，就在於無從得知那種非人的生活將何時了結。 

營中一日，長於營中一周，許多難友都表示有同感。 

俾斯麥 : 生命好比讓牙醫治牙痛，你老是以為最糟糕的還在後頭，實際上早已過啦。 

我把所有的痛苦與煎熬都當成前塵往事，並加以觀察。我就用這種方法，讓自己超越困厄的處境。 

尼采 : 懂得為何而活的人，幾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。 

真正重要的，不是我們對人生有何指望，而是人生對我們有何指望。生命的終極意義，就在於探索人生問題的正確答案，完成生命不斷安排給每個人的使命。 

存在的空虛是二十世紀的普遍現象。人喪失一些基本的動物性本能。 

一言以蔽之，每一個人都被生命詢問，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問題 ;只有藉著負責來答覆生命。因此，意義治療學認為能夠負責任是人類存在最重要的本質。